外来药物，顾名思义，指来自中国之外的药物，经陆路或海路而来。外来药物进入中国，主要是在中药理论体系形成之后。西汉时已有明文记载引进了外来药。多年间，究竟有多少被归化的洋药？粗略统计，在年前的本草书中，有多种药物来自国外，约占当时全部中药的10%。即便当今常用的二三百种中药里，国外所产者也超过了10%。这些洋药在中药堆里待久了，人们熟视无睹，早已把它们当作“自己人”，变成了地道的“中”药材。有的甚至在中国寻找到合适的生长环境，落地生根，到如今已俨然一幅土生土长的姿态。
历朝引进的外来药物
汉代输入的外来药物，主要来自“西域”和中国南部国家。“西域”包括今阿拉伯国家和地中海周边的国家，如古波斯（今伊朗）、大秦（古罗马）等国。公元前2世纪，张骞两次进西域，带来的外国物品中就有7种可作药（葡萄、石榴、红花、苜蓿等）。南部地区则包括当今的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国。它们位于热带、亚热带，盛产香药，如沉香、丁香、诃黎勒、郁金、苏方木等数十种药物就来自南国。东汉马援曾装了一车交趾良种薏苡回内地，还曾经被人怀疑是私带南疆的珍珠宝物，以至后世用“薏苡谤”、“薏苡谗”来指清白人无端遭到诽谤谗言。薏苡可药食两用，能健脾利湿，当地人用来“胜瘴气”。
唐代和五代时期是输入外来药物的高峰期。经丝绸之路从国外输入了多种药物，其中来自西域者占了约三分之二，包括著名的龙脑香、安息香、胡椒、阿魏、鹤虱、底野迦、降真香等药。这些药物很快融入了中药系统，至今沿用不衰。
宋代海上交通发达起来，经由陆路、海路输入中国的香药更多。这段时间新进入中国本草的外来药的种数虽不如唐代，但整个的香药量却空前的多。著名的药物荜拨、荜澄茄、肉豆蔻、白豆蔻、艾纳香、胡黄连等，也在宋代进入主流本草。
元代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的医药在中国有较大的影响。当今常用的番红花就是元代传入的。此外，阿刺吉酒(arrack)，也就是烧酒，首次见于元代的《饮膳正要》。
明代传入的外国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哥伦布沟通美洲大陆以后传入的美洲植物这部分植物数量不多，入药的也少，但却大大改变了中国人的食谱。玉米、番薯、南瓜、花生、辣椒等从此成为中国人的常食之物。明代后期，鸦片、烟草开始传入中国。鸦片后来成为毒品，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
清代，西洋药物加速传入中国。清初传入的某些西方传统药物（如吸毒石、保心石、金鸡纳等），多数已很难融入中药体系。但有趣的是，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受中药人参的启发，在纬度近似的加拿大寻找到了人参同属植物西洋参，并将其输入中国。西洋参的开发，拓展了人参同类药的新资源。西洋药物好提取药物精华，多用油剂、蒸馏剂（药露）。由此也影响到清代中药药露剂型的盛行。但清代西洋药物的传入，再也不像此前历代的外来药，能很快被中医药改造吸纳，为中医所用。
如何知道哪些是外来药
要准确得知哪些药物来自国外，确实需要专业知识。但相当一部分外来药，其药名就已经具有一些特征。古本草外来药名前，常冠以海、胡、番、洋、西等字。其中“海”泛指来自海外之物，如海椒、海红、海梧子、海松子等。“胡”是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民族的泛称，药名如胡椒、胡桃、胡葱、葫（大蒜）、胡豆、胡黄连、胡萝卜、胡桐泪、胡荽等。“番”是古代对西方各族或外族的通称，药名如番薯、番红花、番木鳖、番木瓜、番石榴、番打马等。“洋”是外国的通称，有洋金花、洋芋、洋白菜、洋桃、洋虫等。“西”则指西方国家，有西洋参、西番莲、西瓜、西米等。
除此以外，某些药名还直接冠以国名，如突厥白、波斯橄榄等。还有的药则采用外国音译，如淡巴孤(tobacco)、必思答(Pista，即当今的开心果)、押不芦(Yabruh)、荜拨(Piper)、底野迦(Thriaca)等。
外来药进入中国后，能迅速被中医接纳者，多为疗效卓著、资源丰富的原药材，例如乳香、没药、红花、血竭、延胡索、丁香、荜拨等。那些资源有限、成分不明，难辨真伪的西方成药，则很难在中国推行。例如西方的底野迦，被作为能治百病的万应药，但在中国却行不通。同样，西方伤科名药质汗、解毒名药吸毒石，也不被中医看好。
外来药虽然不是中国人发现的，但它们引进中国之后，经过中医的验证、体察，确定其性味功能后，变成了真正的中药。外来药的加盟，扩大了中药治疗范围，使中药宝库更加琳琅满目，美不胜收。